这一学术成果终于落地，不仅让更多的中外人士了解到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也让战火频仍的世界看到“保护区”的起始，或许从中汲取养分，为人类未来的和平之路寻求走向……
主笔 | 姜浩峰
“当然我们现在要褒扬饶家驹！他所主要参与的，是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也可以说是‘中国模式’！在此之前，人类一直在打仗，从第一次世界大战至当时，人类一直在打仗——没完没了！而国际红十字会也一直在考虑，战争状态下怎么保护平民！上海实践，让他们前来观察。发觉上海非常好！”近日，即将前往北京观摩九三阅兵的上海师范大学二级教授、历史学者苏智良在接受《新民周刊》记者采访时，如此说道。
苏智良所提到的饶家驹，本名罗伯特·雅基诺·德·贝桑热（Robert Jacquinot de Besange）。
三十多年前，苏智良在搜集“八一三”淞沪抗战史料的时候，第一次看到饶家驹这个名字——1913年，这名法国神父贝桑热到上海传教，也曾在徐汇中学教授化学，抗战时期在南市设置难民保护区，救助了许多中国人。
十多年前，苏智良站在南市阜春街，不乏悲欣交集。这里是难民区残老院旧址，当时灰墙上一个大红“拆”字，显示此地城市界面终将改变。但值得欣慰之处，也在于能够及时找到更多新线索。
展开剩余88%今年，苏智良与学生王海鸥合著的《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由学林出版社出版。“谨以此书献给‘难民之父’饶家驹先生，献给当年创立了‘二战’时期最出色难民中立区——上海南市难民区的人们。”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这一学术成果终于落地，不仅让更多的中外人士了解到难民救助的上海模式，也让战火频仍的世界看到“保护区”的起始，或许可以从中汲取养分，为人类未来的和平之路寻求走向……
南市上空的红十字旗
近日，上海淞沪抗战纪念馆的《同仇敌忾 共赴国难——上海抗战主题展览》展区，展出饶家驹创办的国际难民庇护所内容。
电影《南京照相馆》热映之际，今年8月，国际友人约翰·拉贝之孙托马斯·拉贝来到南京，与中国学者、各界人士共同回顾了当年由约翰·拉贝所创设的南京安全区。1937年日军侵入南京后，进行了针对放下武器的军人以及平民的无差别大屠杀。当时作为德国西门子公司南京代表处负责人的约翰·拉贝偷偷记录了日军暴行，又通过建立国际安全区的办法，与其他国际友人一道，拯救了25万中国人的生命。
在苏智良看来，比较饶家驹与约翰·拉贝，更可以看出饶家驹贡献之巨。“饶家驹与拉贝应该是认识的。”苏智良告诉记者，“但现在有一些媒体在报道相关内容时，称呼饶家驹为‘上海拉贝’，我觉得不算精确！原因不仅仅在于饶家驹比约翰·拉贝年长四岁，更因为饶家驹建立上海南市难民区的时间比约翰·拉贝早，拉贝当年向饶家驹求援，介绍日本外交官和军官，协助建立南京国际安全区，在日记中有很多记载。上海安全区在许多方面的实际效果也好于南京。”
从战事爆发的时间顺序上看，确实先有“八一三”淞沪会战，然后才有了日军占领上海后向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推进。但苏智良所说“实际效果”，其实指的是约翰·拉贝凭借个人种种努力，但仍难免日军频频闯入南京安全区搜人、奸淫掳掠，而在上海南市安全区，这样的情况要好很多。“南市的战斗刚刚休止，硝烟还未散尽，一队粗壮、矮个的日本兵，趾高气扬地踏进了南市的北部，在大街上随意闲逛。难民们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儿，却又无人敢对占领军吱声。这时，一位60岁左右、穿着教士服装、戴着眼镜的白人，遮住了这群日本兵的去路，他竟然用流利的日本话告诫他们：这里是中立区、安全区，武装军人不得入内。” 《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的引子部分，写下了1937年11月9日的一些情况。此时的上海，刚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中的首场百万人大战，上海城市的发祥地南市，从黄浦江边到邑庙路，船上、岸上、街道，到处火光冲天。百年老店烧成断垣残壁，路边，孤儿在惨叫，老人在哭泣……但戴着眼镜的传教士，一点不慌张，也不退缩。他面对剑拔弩张的日本兵，仍用平和但坚定的语气说道，“你们的松井石根司令官保证过，日本军人不会进入这里，请你们后退”。当日本兵听眼前这位西方人报出松井的日语发音“MACHIYI”时，明显犹豫了一下，接着退出了难民区。
苏智良告诉记者，饶家驹极具语言天赋，英、法、德等国语言尤为娴熟。抵达上海后，他在徐家汇语言学校全日制学习中文，同时兼任徐汇公学（现徐汇中学）监学，同时教授法文和化学，除此之外还被聘为震旦大学英国语言与文学教授，主讲英文和自然科学。至于“饶家驹”这一名字的来历，苏智良说，可能“饶家驹”的上海话发音与法语“Jacquinot”很相像。而到了“八一三”淞沪战役时期，饶家驹已在上海生活多年，不仅学会了流利的上海话、北京话（类似于如今普通话），更因为曾于1914年至1934年间在虹口圣心堂担任神父而长期与日侨交流，能说一口流利的日语。饶家驹还曾担任上海公济医院（今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院长，经常造访广慈医院（今瑞金医院）。如此种种，令这位外国神父在上海广有人脉。无论是什么阶层还是国籍——中国人、欧美人、日本人，他都有结交。
也正因此，在1937年11月初，当增援日军从金山卫登陆，导致第三波难民潮起，城乡民众纷纷绕过无法进入的租界而从徐家汇、龙华等地汇集南市时，饶家驹不得不一而再再而三地与中日双方艰难交涉。苏智良、王海鸥的书中记录了当年英国《曼彻斯特卫报》特派员田伯烈（H.J.Timperley）与日本同盟通讯社记者松本重治的一段对话。田伯烈告诉松本：“贾基诺（即饶家驹）作为从军神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失去了一只手。他认为，日中两军如果承认南市区的一部分为难民区的话，有可能保障二三十万中国人的生命。”苏智良称，事实上饶家驹在“一战”爆发前就来到上海。他的右手是在徐汇公学任教时为了保护学生不慎炸掉的。但当时的上海，人们一直传说并相信饶神父的手是“一战”期间被德军炸断。无论如何，由饶家驹请田伯烈与日人交涉，而诸如松本重治这样在中国混迹多年、曾独家报道西安事变的日本记者，在侵华日军和日本政界高层也有一定人脉。饶家驹在松本的协助下与当时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官松井石根、第三舰队司令长谷川清等直接会面，终于令这几个日酋以及当时的日本驻华使节纷纷同意在上海设立安全区。此后，饶家驹迅速与中方协商。“饶家驹因曾被聘用为大上海建设计划委员会委员，与当时中国政界建立了友谊。因此，迅速与当时的上海市长俞鸿钧取得联系，并得到了俞鸿钧的回信。信中，俞鸿钧表示自己将很荣幸为饶家驹组建的国际委员会的先生们服务。国际委员会成员除了饶家驹，还有麦克那登将军、白蒲先生、G.芬德利、H.贝伦特、贾斯帕先生、W.普兰特先生等——看名单，一众欧美人士。
即便如此，当时上海政界人士、报界、民间等等，仍有许多疑惑之声。“虽然饶家驹是出于救援更多难民的目的倡议建立安全区，但当时中国方面仍有人疑虑重重。饶家驹要向其保证安全区的主权仍归中国政府，在南市建立安全区比将之变为焦土更为有利！”苏智良分析，“也正因此，饶家驹多次协调，才令互相视为敌人的中日双方都认可其为调停人，分别与俞鸿钧、当时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季正商定，在南市设立一个非军事化的安全区——饶家驹安全区（La Zone Jacquinot），获得各方认可。”
终于，1937年11月9日中午12时，南市上空飘起红十字旗帜，南市安全区正式成立。
八一三淞沪会战时期，满满一车难民正从战区撤出前往南市安全区。
因何上海拿到这个第一
饶家驹在建立安全区的声明中写道：“该区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并非中立区域。”同时，他还表示，“筹商此举，确非为法人利益起见，亦非为保全南市中教会之产业”，为的是“日本与中国双方为人道起见，皆愿保护非战斗人员，此举始告成”。
苏智良在（左）上海书展签售《饶家驹：被遗忘的英雄》。
那为何在南京，同样是松井石根指挥日军，许多日军部队是从上海开拔至南京，而却发生了大屠杀，致使30万中国同胞罹难？在苏智良看来，有几大因素可以比较上海与南京两地的状况。“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在‘八一三’淞沪会战期间，侵华日军主要是在攻击上海当时的华界。至于租界，日人当时并未进兵。国民政府也看到这一点，希望在上海的战事让世界看到。因此，苏州河北岸的四行仓库保卫战等，几乎就是在打给苏州河南岸的租界中人看。也有人说，新闻记者在租界里喝着咖啡看河北岸的战事。这种情况下，日本也会注意国际观瞻。”苏智良分析，“而南京的情况与上海是不同的。南京是当时中国的首都。日军攻陷南京后，部队上下都有一种放纵感。同时，为了震慑中国，令中国军民尽快屈服，使出了大屠杀的卑劣招数！”在苏智良看来，日军所为，效果适得其反，反而令全民抗战的中国人更团结。但苏智良仍总结认为，首先，从成立模式上来说，南京安全区基本仿效了南市安全区。在南京的西方人组成了筹备安全区的国际委员会，先与中方取得联系，得到中方支持，之后通过种种渠道与日方联系。其次，从管理模式上看，南京安全区也大量借鉴了南市安全区的经验但两相比较，苏智良认为，两个安全区最大的不同在于南京安全区没有似南市安全区那样有强有力的国际社会包括租界方面的支持，而南京安全区粮食问题没有彻底解决，最终于1938年2月18日宣布解散。“南京安全区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日军暴行，保护了难民生命安全。之后，汉口等也尝试成立安全区。唯有南市安全区，顶着日军压力，以及之后成立的汪伪政权压力，直至1940年6月饶家驹回国才关闭。”
饶家驹曾在南市安全区成立时所发声明中提及：“ 鄙人深知此种办法乃属创建，且望欧洲等处，亦能仿行，为益匪浅，谅不可河汉余言焉！”苏智良认为，这一声明，深深地表明饶家驹所作所为的目的只是救助难民，并表达了希望安全区可以在欧洲等地得到推广。
1949年8月12日，上海南市安全区被写进《日内瓦第四公约》，成为战时平民保护的光辉范例。苏智良认为，由此可见饶家驹与上海共同创立的安全区，对世界文明产生深远影响。只是此时，饶家驹已经故去——
1940年，得知德国入侵法国，饶家驹取道香港返回巴黎。他想在巴黎建立安全区，以保护同胞，却因为响应者少无法实现。1945年夏天，饶家驹受国际红十字会委派，奔走于欧洲。及至德国战败，饶家驹前往柏林救助德国难民。“这真是大爱精神。他不计前嫌救助一个侵略过自己祖国的国家的难民。”苏智良说。但也正是在柏林，饶家驹积劳成疾，于1946年9月10日16时40分病逝于柏林。
9月2日，“中法论坛：多元视角下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上海师大举行，与会嘉宾探讨了饶家驹的贡献。
2024年9月3日，抗战胜利79周年纪念日时，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专程来到上海城隍庙，缅怀被遗忘的英雄饶家驹。苏智良向曾任职于联合国难民署的古特雷斯娓娓道出一位法国人在沪倡导建立安全区的创举，以及成果——拯救了30万难民。这样的人物，不该被时间湮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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